摘要：本文大概3200字，读完共需8分钟编者按：2021年10月，在教育部公布的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名单当中，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黄达和张杰编著的教材《金融学》（精编版）第五版荣获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一等奖。这本教材见证了中国经济金融...
本文大概3200字，读完共需8分钟
编者按：2021年10月，在教育部公布的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名单当中，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黄达和张杰编著的教材《金融学》（精编版）第五版荣获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一等奖。这本教材见证了中国经济金融逐步迈向全球舞台中央的足迹、感受了中国经济金融改革最波澜壮阔时期的脉搏、伴随新中国金融事业走过了艰难探索的不平凡历程。本文刊于3月26日IMI财经观察微信公众号。
黄达 张杰/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07月出版
教材内容简介
《金融学》（精编版）延续和拓展了运用现代经济学原理讲述“中国金融故事”的既有传统，紧扣中国货币金融实际，熔金融学基本原理和中国货币金融实践于一炉，形成系统完整的逻辑框架和知识体系。依照“大金融框架”确立教材结构与基本内容，合理整合微观金融和宏观金融。教材将纸质教材与数字资源相结合，构建立体化学习平台，将理论深度与知识广度相结合，主干内容务求准确权威，同时通过“延伸阅读”拓展知识视野，尽最大可能满足不同层次读者学习掌握金融学基本知识原理的需求。
教材建设历程
一份手稿：
揭开金融学教材七十年成长历程
2014年9月15日,长期担纲本教材主编的黄达教授给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写信,提及从已经交入学校档案馆的文稿中,寻找出一篇1951年撰写的名为“‘货币流通与信用’考试题,1950/1951学年,专修科财政银行班”的教学资料手稿。
据其回忆:“这份教学资料,实际是中国人民大学建校的第一学年(1950/1951学年),金融专业对货币信用学(即金融学)这门课程在第一次讲授即将结束之际所作的总结。可以这样看,今天编著的上百万字的《金融学》,它的起点就是这份在白纸上手写的教学材料。”
这份手稿的意外发现，明确无误地“断代”了这本经典教材的最初源头，它初创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时，迄今已然走过了七十年的风雨历程。
一个愿望：
编写讲述中国故事的金融学教材
曾几何时，金融学教材的本土化是国人孜孜以求的夙愿。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国内就有人明确提出需要编撰“合乎中国需要的金融学”，但在经济金融实力相对落后以及谋求与国际接轨的总体状况之下，实现此愿望明显力有不逮。
十几年前，针对黄达教授编写货币银行学教材的打算，国内个别同志曾经质疑：“国外已经有成熟的教科书，我们自己何必再编？自己能编出什么新东西来？”
此种说法对黄达教授触动极深。当时他就想，中国人是否真的不需要自己的教科书？是否真的编不出有水平的教材？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深信不疑。新中国建立之初，即便在强调“一边倒”的时候，也同时有一条“理论联系实际，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办学方针，遵循这一方针，至少在货币银行学这一领域懂得了，苏联的经验不能照搬。如今中国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之中，要引进西方经济理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国外的东西同样不能照搬。起码，国外的教材再好，也解决不了联系中国实际的问题。
欧美的教材重点讲欧美的故事，这天经地义，但让中国学生只学这样的教程，或者教师只讲这样的教程，而缺乏联系中国实际的引导，初期情有可原，长此下去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其可能的后果是，对于中国今天的实际只会用西方教材的尺子去量；教给学生的标准理论工具一旦遭遇中国的实际，就只有“削足适履”了。
基于这种想法，黄达教授一直怀着一种愿望：作为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的教学与理论工作者，应该致力于编写出：中国人，在中国大学的讲台上，为了使中国的学生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领，而传授金融学知识以及理念所需要的教材。
1991年9月，经过数年努力，由黄达教授主编的《货币银行学》面世。本土教师手头多了一本可供选用的由中国人自己编写、讲述中国金融故事的金融学教材。
2003年8月，该教材经全面修订以《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的全新面貌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考虑到篇幅较长和实际教学需要，随即编写“精编版”。此后每次修订都延续了这种做法。
该教材“精编版”于2004年首次出版，此后分别于2009年、2013年、2017年和2020年修订再版，累计发行136.5万册。
该教材“精编版”受到国内高校师生和读者的欢迎，是国内六百余所大学金融学专业基础课程的选用教材。
该教材“精编版”连续入选“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13年入选“北京高等教育经典教材”，也是经济学类唯一入选教材。
2021年10月，该教材荣获首届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一等奖。
黄达教授以及几代金融学人的愿望终于变为现实。
一种气度：
构建兼容并蓄的“大金融”框架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初期出国留学人员的陆续归国，国内金融学教学与教材选用的“市场结构”悄然改变。
作为国内高校师资力量主体的所谓“土鳖”和留学归国陆续加盟国内高校的所谓“海龟”（海归）无形中形成两大阵营。
双方一度围绕何为金融学的正宗以及货币银行学算不算金融学这样如今看来疑似“伪问题”的话题展开过长期争论。
海归们带来了重新认识金融学的“商学院视角”，传统的货币银行学因被指认为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而排除于所谓正宗的金融学领域之外。这种“新视角”的扩散和发酵，引发了国内部分教师的不解、惶恐甚至抵触。
几乎就在“商学院视角”对货币银行学的“金融学”角色提出质疑的同时，黄达教授开始冷静客观地看待这种质疑。
他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互补而非替代更非对立，并特别提醒原属传统货币银行学“阵营”的人们，要承认海归们有关金融学的新视角与新理念对原有货币银行学的更新、转型与发展有所贡献。在此基础上，倡导“商学院视角”金融学与传统货币银行学的兼容并蓄，探寻整合金融学微观部分与宏观部分的可行路径。
这一理念随即转化为通过沟通金融学的宏观微观分析重建金融学体系的行动，其初步努力的成果之一便体现在2003年出版的《金融学》教材之中。在张杰教授随后主持修订的第三版至第五版中，这一宏微观结合的理念与“大金融”框架得到更为明确的体现。
推动构建金融学的宏微观兼容结构，既是对金融学发展整体趋势的合理顺应，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以黄达教授为代表的几代金融学人学科包容情怀与博大气度的具体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看，后者对于中国金融学教材以及金融学科的长远发展更为难得也更为可贵。
一个心愿：
创建具有“中国神韵”的金融学
黄达教授在2020年出版的《学术自传》的末尾提到一个“放不下的心愿”，读来让人动容。这个心愿是：在货币金融学科的建设中，东方文化精髓怎么能够发挥它的应有作用。
这一心愿在具有深厚国学素养的黄达教授漫长的从教生涯中酝酿已久。
1997年暮春游览武夷山，他为中国人民银行武夷山支行题词：“武夷之胜，贵乎自然；金融之极，亦蕴乎有为无为之间”。将金融之极与武夷之胜相联系，个中三昧，需立足极高之哲学境界方能参悟。
201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实施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25周年纪念大会”上，他以原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主题为“学习西方现代经济学与我们的悠久文化传统”。
2012年4月，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骏教授荣获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中，他明确提出创建具有“中国神韵”金融学的想法。
在黄达教授看来，“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其思维方式由于停滞、自负而遭受重创之后，无疑会汲取教训并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认识、重新把握、重新发扬自己的长处。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中国的金融学人，在熟悉西方治学精神并不断自觉地领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的基础上，那必将对世界金融学科的发展作出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神韵的贡献。”
作为《金融学》教材编著者之一以及后续修订任务的担纲者，张杰教授对此有深刻领悟。
他在《金融学在中国的发展：基于本土化批判吸收的西学东渐》（载《经济研究》2020年第11期）一文中明确表示：“要将传承于中国数千年文明传统的哲学观点以及思维方法和直接萃取于本土货币金融实践的知识、思想以及逻辑浸润乃至深植于既有的金融学体系，以期形成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全新金融学框架”。
由此预示着，包含中国神韵和彰显中国风格的金融学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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