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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先民对青铜艺术情有独钟，青铜器被他们用于祭祀，追忆祖先、无所不能的神灵和死去的亲人。一棵棵青铜神树，一个个拥有相同表情的青铜人头，一只只展翅飞翔的青铜鸟，成功地搭建起了古蜀文明的高度，绘声绘色地把一个失落已久的古老文明重新展现到世人面前。

古蜀先民喜欢用抽象、变形等方式加重雕像的神秘感和立体感，这些具有独特艺术风貌的青铜雕像，成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体系，完全可以和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同时期的青铜文明相媲美。值得注意的是，古蜀先民不仅用铜制造艺术品，而且制作紫铜书记录国家大事。

图（1）古蜀文化紫铜书上的文字，笔划粗细不等。

民间收藏的紫铜书页面长19.8厘米，宽14.6-15厘米，厚0．1-0．25毫米。书页的左边有两个小孔，孔与孔的间距为７厘米。紫铜书上的古蜀文字，均是用不同规格的硬度较大的合金凿子或锥子打压而成，正面是凹下去，反面凸起来。字体笔划粗细不等，字迹清楚，线条平直。不同的几部紫铜书页的大小、形状、规格十分相似。不但在紫铜书上的规格得了统一，而且在玉书上也得到了统一。玉书的规格是长30厘米，宽20厘米，厚1.8厘米，孔距为17厘米。紫铜书的孔是冲压形成的，而玉书上的孔是用钻孔机钻成的，故是圆锥状。

资料介绍，1954年8月，在郑州城外的商代遗址发掘中，发现了铜渣与木炭末混在一起的实物，证明古人用还原法获得纯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形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出土一件青铜刀。

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是，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

图（2）古蜀文化金带上的文字

现代冶金技术表明，紫铜是通过电解氧化铜获得，而古蜀国时期在无电源的条件下，古蜀先民可以用木炭还原氧化铜冶炼得到紫铜。

我们将紫铜书送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所进行成份测定，从数据图表中可以看出，古蜀国时代就能提炼出纯度很高的铜金属。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用电解法可获得用于阳极的工业铜，其铜的纯度是98.4％-99.8％。从矿物学角度分析可知，矿物学分类中有自元素类矿物、金属互化物类矿物。紫铜属于人工制造出的自然元素类矿物，青铜器是属于人工制造的金属互化物。

由于这种由人工制造的青铜器，其金属元素的比例不是按化学中的元素比例定律出现，是无规律的，并且不具矿物学的结构参数，所以只能称之为化合物。但是，自然界中也有成份中成固定比例的金属互化物矿物。这几种金属互化物矿物都具有矿物学结构参数，故而都可以称之为天然金属互化物矿物，并且获得了国际矿物学协会认可。所谓青铜，即是铜与锌的合金，化学上称为黄铜，是制造枪弹弹壳的材料。而紫铜相当于现今工业的电解铜，其中铜的含量接近于99.9％。这种电解铜可塑性好，易于加工，耐蚀性较强。四川民间收藏的古蜀紫铜书，每页均可以弯曲起来，易于加工成片状、长条状，且可任意切割成形。

紫铜书的发现，证明了四五千年前的古蜀国时代，已经有书籍出现。在古蜀国时代，其度量衡测量的统一性，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当时的文明程度，已经发展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放眼海外，2000年前的阿拉伯 “死海卷轴”的字，是写在羊皮卷和纸莎草卷上的。资料记载，1947年夏，一个阿拉伯牧人，因寻找走失的羊只而到了死海西北角岸边。他登上库兰遗址的陡崖，无意进入一个洞穴，发现许多内藏羊皮卷和纸莎草卷文献的陶坛。第一批被发现的书卷共有7部，其中的四部被卖给了耶路撒冷东正教大主教塞缪尔(Athanasius Samuel)。另外的3部，则由希伯来大学的苏肯尼教授(E. Y. Sukenik)收藏。如今，这些经卷皆被保存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国家博物馆的藏经阁(Shrine of the Book)之中。研究表明，这些羊皮卷中的一部分，是用希伯来文书写的早期犹太教、基督教经文，是研究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发展史的文献资料。

图（3）古蜀文化紫铜书上的文字

“死海卷轴”是《旧约全书》的最早抄本。文献大约是公元前2到1世纪期间写成的。“死海卷轴”经过了2000年后，大部分都已变成碎片，只有少数的书卷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又经过专家们大约50多年的努力，近500卷书卷部分或全部的复原，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以赛亚书》。古卷的内容也丰富多彩，主要分三大类。首先，古卷中近一百卷的书卷，是旧约圣经经卷。其次，古卷包括了许多圣经注释，圣经评论，解经书，次经和伪经；最后，还包括了非圣经文献。

2000余年前的中国秦王朝，李斯作了《苍颉篇》七章，是写在竹简上的。史书上说，李斯作了《苍颉篇》七章，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七章，均以秦小篆书写，作为统一文字的依据。西汉时期，在民间教书的“闾里书师”将此三篇字书合一，断六十字为一章，共有五十五章，仍以《苍颉篇》为题，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要事，《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叙》都有记载。《苍颉篇》消失近千年后，在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采集的西北汉代烽燧遗址木简中的残文被重新发现。

根据简上的“苍颉作书”四字，学者罗振玉、王国维敏锐地识出了亡佚千年的《苍颉篇》，并编入了《流沙坠简》。他们概述了《苍颉篇》的情况，包括四字一句，两句一押韵等细节，甚至提到里面有假借字。此后，在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居延破城子、玉门花海、敦煌马圈湾等地，也陆续发现了《苍颉篇》木简，但数量不多，且都是残文，存字很少。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竹简《苍颉篇》存541字，是在北大简本《苍颉篇》发现之前文字最多的简本。2008年，甘肃永昌水泉子村出土了140枚木简《苍颉篇》，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简本一句七字。《苍颉篇》是北京大学汉简的第一卷，每枚简写满20字，现存1300余字，是迄今发现的《苍颉篇》中存字最多。

2000年前的阿拉伯 “死海卷轴”是写在羊皮卷和纸莎草卷上的。2000余年前的秦朝还用木简记事。然而，四五千年前的古蜀国先民，不仅掌握了冶铜技术，而且已经具有将电解铜提纯为紫铜的工艺，并达到了极高的纯度。并且切割成片状、长条状古蜀紫铜书，这在世界铜冶金史、文字史上，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就目前的科技水平而言，我们要制成紫铜书工艺复杂，十分困难。因为其过程是：从矿石中提炼出金属铜→把金属铜加工形成铜板材→剪切成一定规格形状的铜片→用硬度大的凿子或锥子将字打压在页紫铜页面上→打孔装订成册。可见，紫铜书的制作成本不低。由此可以推测，此类紫铜书上所叙述内容，必定与古蜀国宫廷记录国家大事有密切关系。成都民间收藏的除了紫铜书之外，还有长1.2米、宽20厘米的紫铜长带，以及用它拼接而成的紫铜画，画上有古蜀文字。

我们知道，古巴比伦人创造了为数众多的青铜雕像，“大胡子”国王雕像、青铜女神立像、祭师铜像便是这其中的精品。尤其是出土于海法吉遗址高达176厘米的裸体带冠祭师立人像，被考古界誉为古巴比伦青铜文明的象征和早期世界青铜文明的最高成就。

图（4）古蜀文化紫铜书上的文字

1000多年以后，古巴比伦人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如同森林大火一样散布到其它国家，几乎引燃整个世界，近水楼台的古埃及人、古印度人最早得到真传。四川三星堆出土高达270厘米的青铜大立人，从高度上来说，已经超过了古巴比伦的祭师铜像，古埃及、古印度更是没有青铜雕像可以与之相比。是迄今中国最大的青铜雕像，被誉为“东方巨人”。四五千年前，古蜀先民浇铸干粗枝繁、高达几米的青铜神树，那狰狞的青铜兽面，祥和的人面具，装扮各异的青铜头像。这些青铜器是本地制造，还是外地传来？所用的铜料、铜矿是产自蜀地，还是中原输入？《华阳国志》记述岷山时曾有这样的表述：“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铜……”研究者在成都龙门山铜矿遗址，采集的铜矿样品与三星堆青铜器比对后，成分极其相似。此外，玉石矿、金矿在龙门山也有发现。

从四川什邡市柏木梯到河坝村，有长达16公里的裸露铜矿带，研究者在此找到许多废弃的古矿坑。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之中，还发现了锯解石，将锯解石与三星堆玉石对比，发现两者的切割技术完全相同。龙门山还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天然气资源。由于制造青铜器需要相当高的温度，这些天然气资源或许当时正是为制造三星堆青铜器提供了燃料。

古蜀紫铜书的出现，证明说明古蜀国历史悠久，古蜀国可能设有史官。资料显示，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了地方修史制度，郡有郡志，县有县志；民间还有数不清的家族谱志。《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说：“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 ，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 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於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居三年，晋果亡。”

夏朝即将灭亡时，夏史官将有关史书带到了商；商灭亡前，史官将史书带到了周。晋国灭亡前，晋史被带到了周天子那里。《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上讲述可知，古蜀先民早就认识到了史书的价值，所以在金器、玉器、青铜器上镌刻文字形成资料，记录历史。而古蜀紫铜书的出现，不仅说明古蜀国时期文字载体的多样性，而且说明当时的古蜀国疆域很大，人口众多，政治、经济、农业、文化等方面的水平均已十分发达。也可说明，古蜀国时代就已经有书籍大量出现。

图（5）古蜀文化金器上的文字

紫铜书上镌刻的古蜀文字，可以基本认为一种早期的特殊文字系统，和现在已知的汉字与少数民族文字系统都有不少差异，是一种随着神秘消失的古蜀文明而消亡的“死文字”。

古蜀文字是一种以象形符号为主的文字符号系统，无疑是对语言文字中“非线性文字”阵营的极大补充。古蜀文字相比已经高度系统化的甲骨文和汉字，恰保留了较原始的图像理据性特征，这无疑是对汉字、非线性文字研究中的重要补充。对古蜀文字的研究将丰富我们对人类文字系统的认知，补充我们对非表音文字系统的认识。从这个角度而言，对古蜀文字的深入考察，将弥补现代语言符号研究中缺失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