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杨村南侧西距秦始皇陵1.5公里的一处地点，被当地村民唤作“石滩洋”，该地荒冢遍地，砂石累累，了无生气，考古小队的。队员们兴致勃勃，他们接到的指示是，此次发掘期限为一周左右。1974年7月中旬，一支四人考古小队来到了陕西临潼骊山脚下的西杨村。...
1974年7月中旬，一支四人考古小队来到了陕西临潼骊山脚下的西杨村。
队员们兴致勃勃，他们接到的指示是，此次发掘期限为一周左右。
西杨村南侧西距秦始皇陵1.5公里的一处地点，被当地村民唤作“石滩洋”，该地荒冢遍地，砂石累累，了无生气，考古小队的目的地，正是这片荒漠之地。
一心想要完成考古任务的考古队员们充满干劲，他们带着行军床等行李以及考古工具入住考古工地，在一夜休整过后，视察了考古现场，不久后就开始了正式勘测与试掘。
出乎考古队员们意料的是，这次发掘任务耗费的时间远远超过预期，他们在后续的发掘过程中发掘出震惊世界的“地下军团”——秦始皇兵马俑。
在测定一号兵马俑坑的面积时，考古队员们迟迟无法确定俑坑边界，一件特殊的工具帮了大忙，它就是曾被广泛用于盗墓的钻探工具洛阳铲。
考古队员们在发掘兵马俑时遇到过怎样的难题？
一号兵马俑坑
这一切还需从48年前的那个春季说起。
1974年3月，乍暖还寒，春风尚未吹散骤寒，一场突如其来的干旱让八百里秦川的生机再度黯淡几分。
陕西临潼骊山脚下的西杨村里，田中的庄稼变得萎蔫，勤劳的村民们积极抗旱，他们决定挖井取水，以解决燃眉之急。
同月24日，西杨村村民杨全义、杨志发等人在生产队长杨培彦等人的带领下，正式开始动工。
杨培彦老人，曾任山西省临潼县西杨生产队长
在选定的一处地点旁边，长着一棵大柿子树，该树长势喜人，在干旱的季节里仍旧枝繁叶茂，经验老到的村民们推断，柿子树下存在丰富的水源。
大柿子树的出现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挖井的地点被确定在大柿子树南边10多米的地方。
为了有个好收成，朴实的村民们挥汗如雨，用农具在坚硬的黄土地上辛苦挖掘，期待着地下水能“唤醒”庄稼的生机。
随着工程的进行，时间来到1974年3月29日，村民们经过三天的挖掘，已经使用铁锹等工具，挖到地下3米左右的深度。
这时候，村民们使用农具挖出的土壤“变了色”，他们仔细分辨后发现，这些“变色”的“土壤”是木炭遗迹和红烧土块，村民们没有停止作业。
随着铁锹、镢头的不断落下，深度在4米左右时，村民们意识到土壤越来越不寻常，土越挖越硬，村民杨志发使用镢头挖掘时，不经意间用镢头在“土”上挖出一个洞。
一开始杨志发以为自己挖到了老祖宗们建造的瓦罐窑，但他继续向下挖掘时，发现了一件让队员们意外的东西——“瓦人头”。
土中的“瓦人头”
经过观察，杨志发等人认为挖出的这件奇怪东西是庙中的神像头部，杨志发继续向下挖，发现了“神像”的身子。
借助井辘的帮助，杨志发等人将挖到的“神像”头部和身子传送到地面，又通过手推车运回了小村庄。
井辘示意图，人可以通过井上方的井辘从井中取水
村庄中的一些村民们心中仍保留着对鬼神的敬重，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看到杨志发这些年轻人运回来的“神像”，顿时有些不快。
一些老人在晚上拿着香来到杨志发家中，责怪杨志发，埋怨他不该将“神像”挖出来，还破坏了它的身体，这种做法是“亵渎神灵”。
挖出“神像”的杨志发等人当时并不知道挖出的究竟是何物，但杨志发等人挖到“瓦人头”的消息不胫而走，最终消息传到了临潼县文化馆。
临潼县文化馆的几位干部得知消息后，赶到了发现“瓦人头”的地点，和村民不同的是，文化馆的干部们有着深厚的文物考察经验，他们察看现场后认定打井处为文物现场。
陕西西安市临潼区博物馆原馆长赵康民，曾前往村民打井处考察
赶往现场的其中一名干部名为赵康民，看到现场七零八落的陶俑身子、碎片，赵康民叫停了村民们的打井工作，并要乡亲们将已经挖到的陶俑身子、碎片等上交，以便后续研究。
赵康民并没有将这些陶俑视为普通的文物，因为它的发掘地点十分特殊——位于骊山脚下，距离秦始皇陵不过1.5公里。
赵康民修复残片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赵康民开始着手修复这些残片，并在残片的发掘地周围找到一些新的残片，对残片进行粘贴，粘贴之外赵康民还用石膏进行修复，以还原文物的形状。
经过赵康民两个多月的努力，与真人大小相似的陶俑面世，赵康民根据陶俑的衣服等细节进行推断，陶俑就是秦代的武士俑。
《人民日报》关于秦始皇陵秦代武士陶俑的内参报道
西杨村出土秦代武士陶俑的消息被记者蔺安稳写成了内参报道，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内参报道上，这一消息引发了高层的注意。
在进一步了解了陶俑出土情况以后，国家文物局与陕西省文物管理部门商议，决定组织考古队伍前往西杨村进行后续的考古工作。
同年7月15日，距离西杨村村民们发现“瓦人头”已经过去将近4个月的时间，一支四人考古小队带着行李、考古工具来到了西杨村。
这支队伍将对西杨村遗迹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发掘和保护，队伍的队长正是后来被誉为“秦俑之父”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袁仲一。
袁仲一，被誉为“秦俑之父”
在专业的考古队员的努力下，笼罩在秦武士兵俑身上的神秘面纱被缓缓揭开。
在发现秦始皇兵马俑之前，西杨村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朴实的村民们守着家中的一亩三分地，勤勤恳恳地在黄土地上耕耘。
谁也没想到，在村民们生活的黄土下方，埋藏着一个让世界为之震惊的历史奇迹。
1974年7月，袁仲一和队员们一路上风尘仆仆，乘着解放牌卡车，带着随行行李来到考古工地，当晚队员们就住在了西杨村生产队仓库院内。
一夜酣睡洗去了昨日的疲惫，恢复了精力的考古队员们前往考古现场进行勘查，并为后续的考古工作做准备。
为了解决考古工作时的吃饭问题，袁仲一等人和西杨、下河两村村民商议好，在两村轮流吃派饭，为答谢村民，袁仲一和考古队员们交给村民们一些粮票和钱。
正式的勘探、试掘工作开始于同年7月17日，考古队员们经过多日的准备，能够更安心地进行一系列的考古工作。
村民们挖井时已经发掘出部分文物，原本在地下埋藏着的遗迹也暴露出来，袁仲一等人一开始对已经暴露的遗迹、遗物展开记录、绘图等。
1978年袁仲一在秦俑一号坑发掘
在后续的工作中，袁仲一等人还清理、收集村民们挖掘出的失散在外的文物，越来越多的文物碎片被考古队员们收集起来。
赶来西杨村之前，袁仲一和队员们接到的任务时间要求是一周左右，但是他们的考古工作却无法轻易收尾。
原来，袁仲一等人在测定俑坑边界时，迟迟无法找到边界，这意味着队员们不能轻率地写出一篇简报，结束整个考古工作。
在秦兵马俑一号坑工作的考古队员们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转眼到了1974年7月末，队员们在现场已经发掘、清理出了100多平方米的范围，但坑的边沿却仍旧没有出现。
为了弄清楚真正的边界在哪，队员们在次月1日开始了扩方试掘，试掘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文物出现，试掘的面积渐渐超过了300平方米。
随着试掘面积的扩大，袁仲一等人意识到，这次发掘并不是一场可以“速战速决”的考古工程，四人小队将承担着较大的考古压力。
庞大的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
考虑到更大的发掘面积需要更多的考古队员参与，袁仲一从陕西省文管会请来其他同志，帮助队员们进行清理、钻探工作。
同年8月2日，队员们开始了钻探工作，经过将近一周的探寻，俑坑的边界却依旧难以探明，直到一周后，一位老者的出现，让钻探工作有了大的进展。
农村老井
这位老者并不是西杨村人，他来自于邻村，偶然到了考古现场看热闹。
热情的老人与考古队员们进行了交谈，无意中向考古队员们讲述了一件引发考古队员们关注的往事。
老人称自己小的时候，父亲在打井时也曾经挖出过一个“怪物”，只是当时父亲没有理会，继续挖井。
在老人父亲的挖掘下，地下涌出清冽的井水，但继续挖下去，井水却消失了，老人父亲这才感觉到异样，他怀疑井水的消失与“怪物”有关。
于是，老人的父亲将“怪物”运了上来，将它挂在树上“惩罚”它，然而井水并没有因此出现，老人的父亲就打碎了“怪物”。
残缺、倾倒的陶俑
考古队员们并没有将老人的话当作戏谈，恰恰相反，想到老人父亲发现的“怪物”可能是陶俑，队员们决定前往老人父亲当年打井的地方进行钻探，不放过一丝一毫能够找到俑坑边界的机会。
来到老人父亲打井的地方，袁仲一等人开始了新的钻探，为了加快钻探的速度，袁仲一申请调人，以推动钻探工作的进展。
新加入的钻探队员们带来了一个新的工具，它就是洛阳铲，这种特殊的工具是解放以前洛阳地区的盗墓贼发明的盗墓工具。
洛阳铲铲入地下以后，伴随着铲子的铲出，能够带出一些土壤
这种特殊的工具在铲入土壤之后，能够带出土壤，可以较为直观地展现出不同土层的结构，考古队员们通过观察土层，能够分析不同深度的土壤情况。
老人父亲打井的地方距离考古队员原本挖掘的地方，有着150米的距离，队员们通过多个探洞进行探测。
探测的结果是，老人父亲打井的地方和发现陶俑的地方连接在了一起。
又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1974年9月2日，钻探工作有了更大的进展，考古队员们已经找到了俑坑的三面边界。
西边的边界因为砂石太多，钻探工具很难进行，因而暂时无法确定俑坑西边的边界。
虽然西边的边界没有完全找出，但俑坑庞大的规模已经展现在考古队员们面前，其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坑内究竟埋藏着怎样的文物，同样是一个谜团。
在考古发掘现场的袁仲一（左）
考古队员们面对困难并没有泄气，他们进行了复探工作，工作在1975年6月底结束，这时俑坑的面积已经相对明朗，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面积超过14000平方米。
如此庞大的坑内，究竟埋藏着什么样的文物？怀着这样的疑问，考古队员们对俑坑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发掘。
一开始考古队员们发现的文物大多为武士俑，发掘出的武士俑残片被拼接成完整的武士俑，武士俑们面容各异、栩栩如生，大小与真人相似。
这些武士俑展现出秦人高超的陶俑制造技术，秦朝工匠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制造陶俑的方法，通过模塑结合的方式塑造面貌不同的武士俑。
样貌各异的武士俑
除去武士俑之外，考古队员们还惊喜地发现了陶马，陶马的大小同样与现实中的马相似，陶马造型古朴，透出恢弘的大国气韵。
陶俑和陶马
陶俑和陶马的出土，再现了古代“地下兵团”陈列时的壮观场景，更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兵马俑坑并不止一处。
最先被发现的兵马俑坑被命名为兵马俑一号坑，在后续的考古工作中，关于“地下兵团”的更多遗迹，随着考古进程的深入，渐渐出现在世人面前。
兵马俑的出土还吸引了众多外国人士的关注，其中就包括外国首脑。
1976年5月，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来到了兵马俑发掘现场，彼时的考古条件相对简陋，一行人在露天的考古现场仔细察看这一历史奇迹。
李光耀亲临兵马俑考古现场
看到眼前栩栩如生的兵马俑，李光耀动情地留下对兵马俑的评价：“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
1998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也曾参观过兵马俑，这一历史奇迹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展现出中华文明厚重的历史底蕴。
克林顿与兵马俑合影
考古队员们为兵马俑的出土做出了多番努力，在一号兵马俑坑的范围渐渐明朗以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建立被列入了日程表中。
1975年8月下旬，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来到了西安，召集了陕西文物考古等部门有关人员的会议，在会议上，王冶秋传达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博物馆的决定。
王冶秋
在相对简陋的考古条件下，已经出土的文物需要得到妥善保护，露天的条件无法帮助文物免遭风霜雨雪的侵袭，尽管考古队员们计划搭建大棚，但这种保护方法并非长远之策。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文物，听到中央要建立博物馆的决定，考古队员们心怀欣喜，以更认真的态度对兵马俑一号坑展开了复探、试掘。
1975年10月底，复探、试掘工作开始，为了获得准确的数据，截止到1976年1月，复探工作进行了三遍。
在长期的准备工作之后，次年9月，筹建遗址博物馆的工程正式动工。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城东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建造博物馆的工程开始以后，考古队员们的工作重心出现了转移，他们需要探查新的兵马俑坑。
之所以寻找新的兵马俑坑，源于考古工作者的敏锐目光，他们想到我国古人的传统习惯——讲究对称，因此试图找到新的兵马俑坑。
已经发现的兵马俑一号坑位于秦始皇陵的东边，袁仲一等考古队员们便前往秦始皇陵的四周进行勘探。
设想虽然美好，现实却困难重重，秦始皇陵西侧地下有坚硬的砂石，阻碍了钻探工作的进行，袁仲一等人在秦始皇陵西侧钻探一月有余却没有收获。
秦始皇陵南侧靠近骊山，地下同样有很多石块堆积，给钻探工作增大了难度，更让考古人员失望的是，陵墓北方同样没有发现俑坑。
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有放弃寻找俑坑的袁仲一等人，在1976年4月21日，于兵马俑一号坑东端北侧探查出了夯土遗迹。
2014年袁仲一在兵马俑二号坑指导工作
这一消息让考古队员们看到了希望，他们集中钻探该地，经过坚持不懈地钻探，队员们在同年4月23日发掘出了陶俑碎片，兵马俑二号坑随之重见天日。
1976年5月中旬，又一个好消息诞生，在兵马俑一号坑西段北侧，考古队员们又发现了兵马俑三号坑。
袁仲一在三个兵马俑坑被发现后，依然进行着考古工作，1976年6月，他在二号坑西边发现了一处人为制造的坑边，经过钻探他发现了四号坑。
与前三个俑坑不同的是，四号坑内未见陶俑、陶马等俑坑代表文物，只是堆满了淤泥、砂石。
原本一周左右的考古计划，却从1974年7月进行到了1976年，一开始的四人小队也加入了更多的新成员，这些考古工作者们奋斗在考古现场，为兵马俑的出世做出突出贡献。
1978年5月，兵马俑一号坑的正式发掘开始，考古队员们开始揭取覆盖在俑坑上的土层，慢慢接近遗迹、遗物层，在文物暴露以后，队员们还对残缺的文物进行细致的修复。
发掘工作进行到1979年3月，多数探方上的覆盖土已经被清除，战车、陶马、陶俑、青铜兵器等珍贵文物相继出土。
修复以后的陶俑、陶马按照原位摆放，与现实中人、马大小相似的陶俑、陶马陈列在俑坑内，气势恢宏，仿佛听命于君主，正严阵以待。
气势恢宏的秦兵马俑
二号坑、三号坑也展开了试掘，在试掘以后考古队员们将其用土回填，为了更好地发掘文物，展现文物的更高价值，在遗址保护大厅建成以后，正式发掘工作才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三号坑兵马俑坑遗址保护大厅率先建成，1988年12月，三号坑先于二号坑进行发掘，发掘工作在次年9月结束。
二号坑遗址保护大厅在1993年底建成，次年3月份，二号坑的发掘工作展开。
与一号坑、三号坑相比，兵马俑二号坑的“地下军团”更加壮观，对考古队员而言，发掘二号坑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清理彩绘陶俑。
两千多年的岁月，留给彩绘陶俑多种自然侵害，彩绘陶俑的颜色层老化，容易脱落。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考古队员们商议许久，决定先喷水让覆盖土松散，再慢慢除去覆盖土，清理期间还使用加固剂注入颜色层，以避免颜色层脱落。
在考古人员的努力下，一些彩绘陶俑的颜色层得以保存，展现出秦人对色彩的迷恋与运用，诉说着绚烂的历史。
秦始皇陵博物院陈列的彩色陶俑
从1974年来到西杨村到后期的发掘、修复、资料整理、编写发掘报告，袁仲一等考古队员们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还原了兵马俑的非凡魅力。
对于这段漫长的考古经历，袁仲一曾表达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把最美好的时光用在铜车马的勘探、田野发掘和室内的清理工作上，是件有意义且令人怀念的事。”
十余年光阴倏忽而逝，考古队员们用逝去的时光，揭开了兵马俑的绚烂风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