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嵌红铜画像铜壶，青铜器，春秋晚期，通高41.8厘米，口径12.4厘米，底径14.6厘米，1990年河南省淅川县和尚岭2号墓出土。嵌红铜画像铜壶淅川和尚岭楚墓M1、M2是继下寺楚墓后，于1990年发掘的又一批楚国贵族墓葬，西距下寺楚墓仅400...
嵌红铜画像铜壶，青铜器，春秋晚期，通高41.8厘米，口径12.4厘米，底径14.6厘米，1990年河南省淅川县和尚岭2号墓出土。
嵌红铜画像铜壶
淅川和尚岭楚墓M1、M2是继下寺楚墓后，于1990年发掘的又一批楚国贵族墓葬，西距下寺楚墓仅400米。M1、M2位于和尚岭上部，南北并列，相距9米。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遗物较为丰富。据学者研究，这两座楚墓应为夫妻异穴合葬墓。
河南省淅川县和尚岭2号墓发掘现场
嵌红铜画像铜壶侈口承盖，长颈，鼓腹，上腹两侧各饰一个铺首衔环，下腹内收，平底，圈足。盖顶隆起，上有四个环形钮。
盖面、器表镶嵌有红铜纹饰。器盖中心镶嵌柿蒂纹，钮与钮之间均有两只立兽。器身除圈足部分嵌对角三角纹外，其他镶嵌纹饰由上而下以对角三角纹为界格分为七层，每层纹饰复以对角三角纹界格分为相同的四组。第一层，即壶之颈部，为三组相背凤鸟纹；第二层，即壶之肩部，中央一神人，作人面、虎耳、长尾，头顶饰鹿角，神人两侧饰一对相背之凤鸟，凤鸟尖喙、圆眼、鹿角状花冠；第三层，即壶之上腹部，构图形式与第二层相似，以鸟首羽人为中心，两侧对称饰相向二虎，羽人为鸟首、卷蛇状角、人身、双翼、翼下有龙爪状上肢，下肢作人腿而鸟爪，鸟尾，神人双足下各饰一龙，虎的背部和尾部饰有云纹；第四层，以“丫”形饰为中心，对称饰有一人斗兕场面，人手持短兵，头戴“山”字形冠；第五层，饰有对称的人与虎相斗图案，虎颈部被一长矛刺穿，人一手持短兵，另一手执盾牌；第六层，以一鸟状神人为中心，两侧对称饰一人斗牛形象，鸟状神人勾喙、圆眼，头饰花冠，人一手握短兵，另一手执牛角；第七层为一对相向独角兽。整器镶嵌红铜纹饰布局规整、层次明朗，所刻画的场面形象生动，富于变幻，集写实与夸张手法于一体。
嵌红铜画像铜壶线描图
嵌红铜画像铜壶上腹正视图
嵌红铜画像铜壶上腹侧视图
以人的形象作为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或部件，在我国商代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中已有发现，但为数不多。如属商代晚期湖南省宁乡出土的人面方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钺，及“司母戊”方鼎耳部的双虎食一人首的形象等；属西周时期的刖人守门方鼎、人形足攀龙盒等。这些人的纹样及造型或具有浓郁宗教气息的风格，或表现的更是一种被压抑的人。
湖南省宁乡出土的人面方鼎
“妇好”钺、“妇好”钺纹饰拓片、“司母戊”方鼎耳部
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刖人守门方鼎及局部
山西曲沃晋侯墓地M63出土的人形足攀龙盒及局部
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春秋晚期，青铜器纹样上出现了描绘当时贵族的社会生活和勇猛作战的场面。如宴乐、弋射、采桑、狩猎等活动，还有徒兵搏斗、攻城、水战等战争场面。这种采用流畅的线条，结合绘画和雕刻手法，表现人们生活情景的图样，统称为人物画像纹。这种纹样始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早、中期，至战国晚期仍存在。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春秋战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人们个性张扬，情致浪漫。青铜器作为这一时代风貌的“物化”反映，浓厚的神秘色彩渐渐消褪，纹饰开始变得更接近于生活，呈现出活灵活现的现实生活情景。从这些人物形象来看，已摆脱了被动和束缚，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社会思想的人文主义的新潮流。
1981年洛阳市西工区M131战国墓出土的狩猎纹铜壶，通高39.5、口径10.6厘米，现藏洛阳博物馆藏。通体饰凤鸟纹及人与虎、豹、鹿、野牛、翼兽搏斗场面的图案。
洛阳市西工区M131战国墓出土的狩猎纹铜壶
1935年河南省汲县山彪镇一号墓出土的燕乐渔猎攻战图壶，战国，通高31.6、口径10.9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器身以四圈三角云雷纹为界格分为三层，其间分别饰编钟乐舞、宴乐、狩猎、水陆攻战纹饰。
河南省汲县山彪镇一号墓出土的燕乐渔猎攻战图壶及拓片
1965 年四川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嵌错攻战宴乐纹铜壶，通高40、口径13.4厘米，现藏四川博物院。通体用金属嵌错出丰富的图案，从上至下共四层，第一层为“习射、采桑”；第二层为“宴乐、弋射”；第三层为“水陆攻战”；第四层为“狞猎”及装饰图案。
四川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嵌错攻战宴乐纹铜壶及拓片
依目前考古发现的画像铜器看，有关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狩猎纹样的表现手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狩猎者手持弓箭或矛向着成群的牛、羊、鹿、兕、象等大小走兽捕猎的情况；二是如辉县琉璃阁、和尚岭画像铜壶中的一至两人与虎、豹、鹿、野牛、翼兽等的搏斗场面。古代狩猎与练兵有关，是练兵的项目之一，故狩猎画像有崇尚勇武之意。
唐山贾格庄铜壶
而和尚岭画像铜壶上的中的斗兽兕、虎、牛形象与神人交织在一起，画面更具有深刻含义。人所斗之兽兕、虎、牛，威武勇猛，象征着某种神奇的力量，寄托着某种希望，其所表现的斗兽形象已有表演的特点。
在两汉的画像艺术中，斗牛者一般戴有假面具，叫做“象人”，头上都有一个犄角，形象十分凶悍可畏，有人认为这是汉代百戏中角抵戏的一种表演形式。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第二层黑底彩绘棺，彩绘有仙人和禽兽互相搏斗追逐、狩猎射击、歌舞弹奏等形象，其中的斗牛形象与南阳汉画中的牛相同。汉画像中的斗牛形象与和尚岭画像铜壶中的相比，更为夸张。
河南省商丘出土的汉代驯兽画像石拓片
和尚岭画像铜壶中斗兕之人头戴“山”字形冠，多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燕饮、会射、攻战等铜器画像及漆画中。这类“山”字形冠，实为一种带牛角的冠饰。在山彪镇出土的一件燕饮刻纹铜奁（M1:51）上还有头戴鸟形面具的射击者，郭宝钧先生认为鸟形冠是《左传•襄公十四年》中所云“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中的“皮冠”，即猎人伪作鸟兽状，以招徕野兽。但综观战国时期的铜器画像及楚漆画，头饰牛角冠或鸟冠者，多为献祭者、巫师或武士。
总之，和尚岭画像铜壶仙界与人间浑然一体的画像纹样，基本摒弃了商周器物纹饰威严狰狞的作风，代之以活泼洒脱的新风格，奇诡造型的乐舞神人为斗兽活动笼罩了一层神秘奇幻的色彩，是两汉斗兽画像之雏形。
李琴，女，河南博物院陈列部主任，从事陈列展览内容策划，先秦考古与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