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铸镶红铜龙纹方豆，青铜器，春秋。通高29.7厘米，口径（连盖）15.8厘米。1978年河南省固始县侯古堆一号墓陪葬坑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铸镶红铜龙纹方豆豆，器名最早见于甲骨文。其形似后世的高足盘，器腹如盘，圜底，腹下有长粗柄，柄下有圈足...
铸镶红铜龙纹方豆，青铜器，春秋。通高29.7厘米，口径（连盖）15.8厘米。1978年河南省固始县侯古堆一号墓陪葬坑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铸镶红铜龙纹方豆
豆，器名最早见于甲骨文。其形似后世的高足盘，器腹如盘，圜底，腹下有长粗柄，柄下有圈足。分有盖、无盖之形，柄亦有实柄与镂空柄之分。铜豆源于同形的陶豆，陶豆始见于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陶豆依然常见而流行。铜豆最早见于殷商时期，通行于两周，盛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
《周礼天官醢人》中记：“醢人，掌四豆之实。”表明豆应为盛放食物之容器。
铸镶红铜龙纹方豆盖顶纹饰
铸镶红铜龙纹方豆盖内铭文
铸镶红铜龙纹方豆最早被认为是传统的嵌红铜工艺的青铜器。镶嵌红铜是青铜器的装饰工艺之一，是在青铜器表面加其他质料附属物进行修饰的一种加工工艺。红铜即纯铜，有红色光泽，硬度低且延展性好，是用来装饰青铜器的良好镶嵌材质。青铜器镶嵌红铜纹饰的工艺早在商代时即已出现，多为在浇铸本体时一起铸出阴纹槽，然后用红铜嵌入阴纹槽中而成。西周时期，此类镶嵌红铜工艺的青铜器不见。春秋中期起，嵌镶红铜的工艺复兴，盛极一时，技术亦有很大提高。一般认为其制作是用红铜锤成薄片或长条，压入预铸的纹槽内，错磨表面而成。但此法既未见于史籍记载，亦未经现代科学的鉴别与论证。
“嵌镶”与“铸镶”究竟有何不同，关于侯固堆大墓所出龙纹方豆的红铜工艺究竟属“嵌镶”还是属“铸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李京华在《固始侯古堆青铜铸镶红铜花纹工艺探讨》一文中做了详尽地说明。龙纹方豆出土时损坏严重，反而为考察其铸造工艺提供了更为直观方便的条件。经李京华反复考察方豆与同出一件铜罍的残片，发现其中的红铜花纹的背面（内面）和周边面上，保留有较多的铸造痕迹，特别是内面与周边的折角处，有的地方还保留有合范缝线，而红铜花纹的各部位，却找不到一点嵌镶时的锤打痕迹。凡此种种，都出乎研究者的意料之外。加之当时亦有学者对湖北曾侯乙墓所出盥缶上的红铜花纹做了金相考察分析，证明是铸态而非锻态，也极大地支持了李京华的论断与研究。所以，研究者认为：铜方豆上的红铜花纹，是事先铸好花纹零件备用，在铸制铜豆整体时，将红铜花纹夹在内外范之间铸为一体的。1981年第一届国际冶金史会议上，美国研究人员提交了一件青铜铸镶红铜花纹的铜壶进行了X光检测研究，证明其为铸镶，并将红铜花纹背面的锥形芯撑和方形芯垫透视了出来，与固始侯古堆红铜花纹基本相同，使这类青铜铸镶工艺成为定论。
侯古堆大墓不仅出土有铸镶红铜龙纹方豆，墓中同工艺器物亦有铸镶红铜兽纹罍1件、铜壶2件。
铜罍
铜罍通高43厘米，口径21.5厘米，腹径25.5厘米，重29.2千克。敛口，直领，鼓腹，腹底斜收，下为圜底，肩腹两侧有兽首双耳，并各有二环与耳套合，上有宽壁状握手的器盖，与器口吻合，握手与盖的连接处系透雕之连环兽缠绕，盖顶与器身遍布兽纹、云气纹、火轮纹、“工”字形纹，其工艺正是铸镶红铜之法。器形庄重大方，两耳连环可供穿杠抬起，应为实用盥洗器。
铜壶残片
铜壶,成对出土，大小形制相同。通高41厘米，口径12.5厘米。敛口，连盖，直领，弧腹，下有圈足。直领近口沿处，有四个对称的牛首衔环，盖顶四周亦饰四个牛首，不衔环，与颈部的牛首遥相对应。器身与盖面遍饰铸镶红铜兽纹。
除侯古堆大墓出土有精美的红铜铸镶工艺铜器外，湖北曾侯乙墓亦出土此工艺铜器。如铸镶红铜纹饰炭炉、铸镶红铜纹饰盥缶等。
铸镶红铜盥缶
铸镶红铜炭炉
铸镶红铜工艺是当时铸铜技术进一步成熟的重要标志，其难点在于铸造时如何控制铸型、镶嵌纹饰及铜液的温度，这些尚有待于现代模拟实验的深入验证，但其既非锻打工艺，又非嵌错工艺，确是定论。
向祎，女，河南大学博物馆学专业学士，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硕士。河南博物院研究部文博馆员。
